贪官悔过书不宜作为反腐教材

贾如军

日前，武汉市对全市218名2006年后新任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召开集体廉政谈话会，湖北省委常委、武汉市委书记苗圩登台“上大课”。几位落马贪官的忏悔书成为最有力的“活教材”。（5月11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大贪官和珅曾经写过一首“悔过诗”，其中有一句把贪污受贿当作才能的“对景伤前事，怀才误此身”，遭到无数人的耻笑。如今和腐败一样时髦的也是贪官的“悔过书”。几乎每个贪官“进去”之后都要忏悔一番，以至人们习惯性的把贪官的悔过书当成一种警醒后来者的“活教材”。然而贪官的悔过书真的那么管用吗？笔者通过分析认为，贪官忏悔之目的绝大多数是为了获得从宽处理，或者推卸责任（不排除个别幡然醒悟的贪官是真诚忏悔）。因此，贪官的悔过书很大一部分是应景应急和言不由衷的虚假之作，故很难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。

贪官悔过书的基本“套路”无非是不严格要求自己，不注重政治学习，不注重思想改造，个人主义膨胀，对社会不良风气侵蚀失去警惕，以至忘本忘恩，对不起党和人民等等等等。可是事实真是这样吗？被以受贿罪、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的江苏省交通厅原厅长章俊元，曾经正气凛然地说：谁要是头脑发热，想往自己的兜里揣钱，我建议他多到监狱里听听贪官们的忏悔。这是一剂良药!建设厅还立了项规矩：处级以上干部每年都要到监狱里接受一次警示教育，每次都是厅长带队。被称为“新中国最大卖官案”的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案发前曾有过这样的“廉政语录”： “决不搞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”， “那些有利于个人功名而损害党和政府形象、影响干群关系的事，我们坚决不做。”原安徽省阜阳市市长肖作新当选市长后的当天晚上，“笑纳”了来祝贺他“荣升”的40多个红包，近100万元。可白天在答记者问时却作这样的慷慨陈辞：“反腐倡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任务，要坚决惩治腐败现象，严厉查处贪污贿赂、弄权渎职、敲诈勒索、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。”……从上述这些贪官当初信誓旦旦的言谈举止中，谁能相信他们是一个不严格要求自己、欠缺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官员呢？实际的真相是，这些贪官不仅没有放弃思想改造，而且将思想改造得越来越狡猾，越来越隐蔽；不仅没有忘本，而且在贪婪地挖取党和国家的老本和根本！

更为恶劣的是，有些大贪官“忏悔”在前，反悔和翻供在后，上演了一出出“假忏悔”的闹剧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克杰和原广东高院院长麦崇楷，都曾有过一番言辞恳切、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忏悔。麦崇楷甚至写成一份长达13页的《我的反省》的“万言忏悔书”。可是，当他们被移送司法机关审查时，都恬不知耻的反悔和翻供了。对于这一类贪官的所谓“悔过书”，假如视他们为真诚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悔过，人们岂不是上了大当？

用贪官的悔过书作为“反面教材”，和某些地方组织领导干部到监狱里接受廉政教育一样，其目的是想以贪官的“教训”和身陷囹圄的境遇警示后来者。事实上，尽管从古到今贪官的悔过书汗牛充栋，“活教材”数不胜数，但“杀鸡难儆猴，兔死狐不悲”，我国的贪污腐败现象从未停止过它故有的脚步。因此，笔者以为今日之反腐廉政建设，应该在如何完善社会监督功能上投入更多的精力，解决“制度反腐”这个根本问题——当官员们不能贪、不敢贪、贪不着时，廉政警示教育的效果才会事半功倍。

http://news.xinhuanet.com/lianzheng/2007-05/11/content_6083532.ht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