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院轻判杀人警察无法“服众”

贾如军（寸草心）

河北沧州河间民警张东岳与一名歌女在轿车上发生性关系时，为寻求刺激，张东岳手掐歌女颈部致其死亡。2007年9月，张东岳一审被判6年有期徒刑。死者家属不服上诉，最近，沧州市中级法院作出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的裁定。（4月22日《燕赵都市报》）

我们不妨对此案做几个“假设”：假如被告人不是当地警察；假如被害人是河北本地人而不是远在陕西的农民；假如法院完全“以事实为依据”进行审理……那么此案最后的判决还会是这个结果吗？

由以上假设，人们必然产生以下几个“疑问”：原被告之间身份地位的“悬殊”会影响法院的判决吗？法院对审理环节上存在的漏洞和瑕疵为何视而不见？此案背后是否有其它因素在干扰法院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决？

人们的这些“假设”和“疑问”源于明显被法院“忽视”的事实和细节。比如，医院大夫的询问笔录证实，受害者余某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，而两审法院皆认定“经抢救无效死亡”这样的虚假证据；沧州市公安局的尸检报告显示，余某在死亡之前已经遍体鳞伤，且有两处是高度肿胀等，而法院却对此证据置若罔闻。因被害人已经死亡，案发现场又不可能有第三者在场，因此，从张东岳为寻求性刺激“应邀”掐被害人颈部，到送余某到医院“经抢救无效死亡”等，法院采信的几乎都是被告人一面的“供证”。可是，“单方面”的供证(不管被告还是原告)，根本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有效依据。

张东岳作为一名警察，公然违反法纪，生活作风腐化堕落，和一个歌女长期维持不正当关系，已经丧失了一个国家工作人员起码的道德。而且，掐人颈部能致人死亡是一个常识问题，作为一个警察却明知有危险而故意为之，法院把这样的案件定性为过失杀人，怎么能令人信服呢？此案经媒体披露后，立即引起舆论大哗，网上几乎一面倒的认为该案法院判决不公，有枉法的嫌疑，其背后必有被告人作为警察身份的特殊背景。

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前不久在与珠海中院法官会谈时，在对待判不判死刑问题上提出“三个依据”——“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；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；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。”现在，该案二审法院作出“维持原判”的裁决后，立即遭到公众的普遍质疑和声讨。若按照“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”这一标准，那么这起杀人案件被告即使不判死刑，也不应该只判六年有期徒刑，否则就难以“服众”，就难以达到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”。

中国历史上有无数因贪赃枉法而屈死的冤魂，从这起明显不能“服众”的判决中，人们隐隐感到又有一个屈死的冤魂正在成为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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